穩定力量

一九三六年中期,廣田弘毅悖離明治憲法所立下的全體閣議實例,僅由四、五名閣員開會,就通過了大陸新娘仲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措施。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同時通過的「國策準繩」和「帝國外交政策」,訂下一系列規模宏大、挑釁意味而又不切實際的方案和目標,若是同時推動,完全超出日本國力所能負荷:必須建立滿洲國;必須透過扶植傀儡政權,取得華北資源,供日本帝國使用;必須做好未來對蘇戰爭的準備工作;必須實現對西太平洋和東南亞的掌控。這不但需要整建海軍與美國競爭,還得在台灣、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卡羅萊納群島,位於中太平洋建立空軍基地和雷達站而且,同時還必須加強陸、海軍兵員和後勤支援架構。 「國策準繩」顯出日本官僚菁英傾向把各自的立場並列在含糊的官方文件中,俾便每一位起草人自行詮釋。這將成爲日本未來各階段外交危機時的決策模式。這種傾向出現在對華戰爭前夕,意義相當重大,因爲月老代表首相、外務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以及海、陸軍參謀首長,已放棄透過理性辯論解決歧見。他們不再努力釐出眞正的共識,而採取更簡易的程序。他們把各自不同的立場統統擺進「國策」文件,不去計算完成目標需要多少資源;而究竟要使用武力或外交手段,或是兩者兼施以達成目標,也交代不清。擬訂這套國策的人將其首要目標「消滅列強在東亞的霸權政策」!—與在外交政策上「宣示皇道精神」,等同視之。因此,外交政策變得更具擴張主義和種族主義色彩,因爲「皇道」暗示要在國際間廣施天皇「仁政」,使日本在全亞洲建立霸主地位。第一 一項準據則要求日本藉由整建軍備,「成爲東亞名實相符的穩定力量」。文件的核心乃是國策之第三、第四準繩「在東亞大陸取得立足點,並結合外交和國防,推進及在南洋發展」。提到「東亞大陸」迎合陸軍北進、抗蘇的意旨;至於「南洋」這個極富彈性的地理名詞,代表海軍南進,與英、美在西太平洋爭雄的目標。陸、海軍都不喜歡對方的目標;彼此也互不信賴。把兩者的目標並列,迴避清楚決定何者優先,可使向天皇進言的雙軌體制不致崩潰。 現在日本距離和中國全面開戰只剩一年的時間,依憲法負有職責的宮中顧問和參謀首長卻不能定出統一的國策,而且已蔚爲政治程序中的傳染病。在廣田弘毅及其後繼者主政之下,因爲東京的參謀本部和在前線負責執行政策的軍官持續不睦,使「政府」和「軍方」的不合與分歧益發複雜。 日本一旦進入嚴正的戰爭緊急狀況,天皇的聲望亦遠超過平時;這種多層次的官僚衝突架構爲裕仁製造出更多空間,擴大他在泰國決策上的影響力。裕仁在扮演其政治、軍事角色時,越來越富經驗;他會坐視顧問群發展政策,注意到他們的不和,最後再堅持要他們排解歧見,統合軍事與政治策略。由於他們無法捐棄成見,他所施加的壓力只會使業已紊亂的決策過程更加複雜。

準備陸戰

「統合」牌成了裕仁堅持其觀點的重要工具,確保「中間層」軍官的想法不會在決定國策時冒出頭,而決策程序本身依舊保持「由上而下」的性質。裕仁越是逼迫「政府」和「最高指揮中心」的代表「統合」,他們就越在海外婚紗政策文件上做手腳,彌縫歧異;而這些政策文件實質上力促在國外擴張,不久後更鼓動無休無止的戰爭。不僅日軍於一九三〇年代中後期在中國挑釁攻擊;充滿宗教使命感的天皇也力主侵略,並庇護那些以天皇名義行事者不受到公評。一九三六年八月一 一十五日,廣田內閣宣佈一九三七年政府總預算,超過百分之六十九的金額(將近三百三十億日圓)將分配給軍方。一九三六年的軍事預算約佔政府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七,金額約爲一百億日圓;相形之7增加爲三倍。要支付這些開銷勢必得增稅,也得忍受通貨膨脹;軍火製造廠和大財閥將致富,一般薪水階級的愛國情操將大受鼓舞,可是他們的薪水都不會增加。 某種程度上,廣田內閣的政策反映出海軍對陸軍單方面在國內、外行動的反彈,也受此反彈影響。一九三六年三月一 一十七日,第三艦隊司令及川古志郎向海軍大臣和海軍軍令部總長提出〈對華國策之我見〉。及川古志郎在泊碇上海的旗艦「出雲」號上寫成報告,指出關東軍正在推動「政治設計機制」,「使華北五省自南京政府脫離,以在滿洲國和支那之間建立緩衝區。」及川古志郎敦勸海軍當局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上,不要聽任關東軍片面行動,也進一步建議在北進同時亦向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南進擴張。雖然應以和平方式進行,但日本必須準備好有朝一日「使用軍事力量」,藉以擺脫關稅及其他經濟成長的障礙。因此,即使必須決定對蘇作戰,並以「準備陸戰」爲國家當前目標,海軍仍應做好海戰的準備搬家工作。及川古志郎也強調,必須小心不去激怒列強,造成他們「聯手對付我們」。 海軍次官和軍令次長給予及川古志郎的回覆,後來被正式納入廣田內閣於八月間通過的「國策準繩」和「國策一般原則」。後者提到南向擴張的同時,要使日本成爲「東亞的穩定力量」。然而,海軍的高階將領此時也明白承認海、陸軍分頭推進的不合理性,深怕超越日本國力的負荷,「終於導致與兩個以上的國家作戰」。他們建議南進與北進均宜採「和平、漸進」的擴張。對廣田內閣與後繼的林內閣狂妄的野心戰略而言,這的確是一道理性粋索。海軍、陸軍、外務省和內廷的要員,在一九三六年及一九三七年上半年猶能神智清明地分析日本的問題,這一點殆無疑義。可是同樣的一批領導人,已開始被自己的抉擇所牽引。不久之後,他們的政策目標在大陸上軍事擴張,在海上掌控西太平洋和東南亞的航道,同時在外交關係上與列強平起平坐將激起與中國的軍事衝突,甚至與美、英爆發更嚴重的衝突。

領袖魅力

更重要的是,一九三六年秋天,華中、華南發生多起日本國民遭受攻擊的事件後,海軍開始研究如何提升在華南維持秩序的能力。此時義大利竇赫少將的「空權論」在海權論者之中亦相當熱門,致使日本所擬的屏風隔間應變計劃中,包括了必要時對中國主要城市的平民百姓施予懲罰性空襲,以及封鎖中國沿海口岸。廣田內閣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 一十三日總辭丄一月一 一日,林銑十郎奉命組閣,但只維持了四個月;近衛文麿於六月四日第一次組閣。他是著名貴族藤原家族的後裔,數百年來藤原家族的女性與皇室親王通婚,並且曾於平安朝〈七九四一 一八五年)統治日本。個人的聰慧、領袖魅力、崇高家世,以及與海軍關係良好、也願意交好陸軍和民間右翼人士等等因素加起來,使他脫穎而出。 一九三六年一 一 一 一六事件之後的廣田內閣、林內閣期間,裕仁和廷臣更加支持強化理論上不受下屬侵犯的天皇大權。循此脈絡,文部省加速全國精神動員以備長期作戰。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巴里島國體之本義》,估計約發行三十萬冊供各級學校使用;最後,全國共賣出兩百萬冊以上。 《國體之本義》論述國體,也論述天皇在意識形態與精神上的角色乃是仁政、道德的表率。這是一本過渡性質的意識形態著作,並未完全摒棄西方思想和體制,但絕非僅止於強調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它讚頌日本人的「光明」、「純潔」和「無私的心」,將國體和現代西方的個人主義、「抽象的極權主義」對比之後,強調日本人民和國家絕對優於全世界其他民族。「我等忠誠臣民的本質與西方國家所謂的公民,截然不同……我們一向奉天皇爲生命及活動之本源。」《國體之本義》也強調國家、家庭、祖先的中心地位,提醒讀者十三世紀末兩度拯救日本免於蒙古人侵略的「神風」,證明日本的神聖和無可毀滅。最要緊的是,這本冊子向全民灌輸天皇是軍事統治者,以及天皇乃「根據皇族祖先仁慈理念統治國家的人世神仙」等意象。全體日本臣民有責任絕對服從裕仁,實務上即是「爲天皇之榮耀與尊嚴而活,放棄個人小我,體現民族之眞實生命」。這就是本質上奇妙了揉合神道、佛教、新儒家和西方君權派思想的「皇道」,推動了日本的侵略;陸軍領導人藉以威嚇室內設計批評者,也成爲右翼強梁對其恐怖行徑的辯護藉口 。就裕仁而言,這本冊子的主要好處是可以製造出強烈效忠他的精神,因而增強他對軍方的影響力。 四年之後的一九四一年七月,文部省又發行一本混雜神道與佛教、歇斯底里的冊子,重彈《國體之本義》的舊調,強調日本是緊密團結、堅若磐石的國家與社會。在此之前,裕仁已成爲日本「脫離」西方的象徵,也開啓肇致對美、英宣戰的重大過程。他遠比以往更需要最強的國家政治影響力。日本已經接受法西斯國家的思想,接受法西斯主義的言論;人民在糧食配給和總體戰經濟體制下勤勉勞動;一切政策皆爲增加戰爭物資而降低生活水準;而且奉天皇之名,凡是公開異議一律取締。

天皇團結

在此背景下,《臣民之道》主張推翻「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辯證唯物論爲基礎的舊秩序」,根據允許「各國尋求適當貿協地位」的原則,在東亞建立新秩序。這本小冊子主張在國民所有的生活領域中建立「舉國一致……的架構」,使日本的總體戰體制臻於完善,並「依據道德原則建立世界社群」。在全國臣民效忠天皇之下,它呼籲全體日本人從內心拋棄自我意識,每天謹記國家之前「絕對無我」,「即使在私生活裡亦永遠謹記與天皇團結一致,效忠國家」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清晨,一項未經計劃的事件在北平南方約三十公里處爆發,駐紮豐台的日本陸軍和盧溝橋的中國守軍發生衝突。東京的陸軍指揮中心立刻接獲報告,下令就地解決magnesium die casting問題;問題肇因於前一天夜裡雙方的短暫槍戰。盧溝橋位於平漢鐵路線上,在它周遭的交戰連續進行了三天。到了七月十一日,地區指揮官交涉之後簽署停火協議,此後大約三星期的時間,軍方領導人仍能維持住停火局面。 現在,陸軍內部對於中國政策的意見嚴重分歧,得要正在葉山度假的天皇趕回東京處理。部分任職於陸軍省軍務局,部分於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的一派人馬,把盧溝橋事件視爲大好機會。滿洲國從未得到中國正式承認;終結九一八事變的停戰協定也未被遵守;劃分華北各省和滿洲國的非軍事區不時受到侵犯;而其他滋擾事件亦頻頻發生。如果拿北平附近的交火當做中方挑釁的藉口 ,則所有與中方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可藉由一次強力的軍事進擊來解決因爲中方的軍事力量根本不足以和日本對抗。因此,日軍部隊應立即調往北平地區,「保護日僑生命與辦公椅財產」。持鷹派立場的軍官得到關東軍參謀以及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若干文職人員的支持;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是內廷的重大投資,希望能把滿鐵由滿洲延伸到華北,因而希望事端擴大。 另一派人士階級較高,大部分任職於陸軍參謀本部,以第一部部長石原莞爾及第一部第一 一課(編按:作戰課)課長河邊虎四郎爲首。他們則擔心中國的緊張局勢升高後,防禦蘇聯所需的建軍整備資源會被轉移。七月九日,近衛內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暫緩增派部隊到華北時,第二派「就地解決問題」的觀點暫時取得上風。然而,力主擴大方針的一派已在幕後積極運作,日本國內師團進入警戒待命狀態,並且草擬了派兵增援的命令;近衛內閣於七月十一日再度會商時,推翻九日的決議,決定由關東軍、駐朝鮮軍和國內調動數千名部隊進入華北。此時裕仁對華北事件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考量到可能來自蘇聯的威脅。一星期前的六月三十日,曾經譁變的日軍第一師已在黑龍江的江東六十四屯構築碉堡工事。由於滿洲國北方和蘇聯之間的國界劃定迭有爭議,俄軍於此時開進該島,雙方發生槍戰,日本人擊毀俄軍兩艘砲艇。

十四屯事件

俄國人雖然調來更多部隊和火砲,但是相當節制,並未立即有激烈回應。東京和莫斯科互相指控、叫陣,眼看戰火一觸即發。俄國人會不會沿著滿洲國邊界發動攻擊?裕仁在相繼召見近衛文麿、新任陸軍大臣杉山元以及海軍軍令部總長之前,先召見了載仁垂詢。他問親王:「如果蘇聯由背後攻撃我們,你準備怎麼辦?」載仁答說:「我相信陸軍將奮起抵抗。」天皇重覆他的天然酵素問題:「那只是軍方的教條。萬一蘇聯進攻,你究竟打算怎麼對付?」親王只說:「我們別無選擇。」天白王似乎相不滿音?裕仁想明確知道究竟有何應變計劃,可是載仁卻閃爍其詞。但裕仁雖不滿意載仁的答覆,依然批准了近衛內閣調兵進入華北的決定,在調遣令上蓋上御璽。 近衛內閣明知有停戰協議,卻急於一舉解決日、中之間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因此決定擴大事端,而天皇也打一開始就默許如此。盧溝橋事變之後一連串的決策模式,因而與九一八事變時期大爲不同;當年駐防軍官先非法造成既成事實,天皇在事後才明快批准其行爲。此次近衛內閣追隨陸軍擴張派的步伐,採取主動,裕仁則一開始就與陸軍參謀本部反向而行,支持近衛內閣的辦公家具決定。但從另一點來看,這樁中日大戰的序幕則與經過預謀的九一八事變相似。七月八日發生在盧溝橋附近中國守軍營地的槍擊,是日軍指揮官未經中央核准擅自行動,只爲了坐實中方「侮辱日軍」的罪名。此一行動雖未眞正開啓戰火,裕仁日後卻指責陸軍擴大一件小磨擦,釀成一場冗長、痛苦的中日大戰。 中日戰爭進行已有三年之時,裕仁回首他在七月初思索華北事宜,對其思考和行動有一番說詞。第一要務是對蘇聯做好備戰動作。因此,他相信除了妥協和押後別無選擇;他也和載仁及杉山元討論江東六十四屯事件。事實上他們告訴他,就陸軍而言當前無需擔心:「即使與中國交戰……兩、三個月內就會結束。」裕仁對此說法也覺得合理。因此他先不急著做決策,決定先跟近衛文麿談談,召開御前會議,再求取共識;如果軍方反對便作罷。他跟陸、海軍大臣,以及兩軍參謀首長都交換了意見。他們沒有說服他,不過「彼此都同意時間的因素,這就大大不同;因此好吧,我們就決定幹了 。」對華戰爭因而拍板定案。接著情勢立顯,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兵力不足!他說:「從滿、蘇邊境地區調兵吧。」可是軍方首腦卻告訴他:「不行,不能這麼做。」裕仁對自己做此決策時的短視,只能默而不語。 近衛內閣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向日本全國發佈新聞報導,指出部隊奉調到華北是因爲「中方」蓄意對蘇美島發動武裝攻擊。「帝國持續關注於維持東亞和平,然而我們並未放棄和平談判確保衝突不再擴大的希望。」日本國內新聞界強調近衛內閣希望把戰事侷限在平津地區,對於完全歸咎中方的說法,毫不質疑。天皇此時對於應付勢如水火的陸、海兩軍,已經頗有經驗,可能曉得內情並非如此,但是事變已然發生,而且仍在持續當中,必須儘快結束才是。

廣泛攻勢

同時,因爲一再與國軍發生小規模衝突而準備發動全面攻勢時,裕仁對於蘇聯可能干預的關切也減緩。他也滿意近衛內閣已在網路行銷議事錄中表態,反對事變超出平津地區〈近衛內閣的外務大臣爲廣田弘毅,陸軍大臣爲杉山元,海軍大臣爲米內光政,大藏大臣則爲賀屋興宣)。兩週之後,除了關東軍和駐朝鮮軍的援軍外,由日本本土調來的三個師也趕到,此時日軍與國軍已發生若干小型衝突,如七月一 一十五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以及七月一 一十六日靠近北平市中心廣安門的衝突。裕仁現在要求一場決戰以結束戰爭,他在七月一 一十七日頒布上諭,指示支那駐屯軍司令「痛懲平津地區支那軍隊」,「穩定該地區主要戰略地點」。 日軍遵循天皇於東京批准的嚴格命令,發動廣泛攻勢;只經過兩天的作戰,就佔領了英、法均有租界的平、津兩市。由於將支那駐屯軍的任務由保護日僑變爲佔領中國領土 ,裕仁鼓動事變規模升高,導致華北局勢進入新局面。七月一 一十九至三十日發生的一起新事件,及時合理化日本藉口「痛懲中方暴力行爲」的侵略政策。通州是位於北平之東的小城,由和日本親善的殷汝耕及〈日人培訓的)中國保安部隊掌控。七月一 一十九至三十日,保安隊趁日本守備部隊調往附近的平、津時起事,攻擊無人保護的日僑。在這場憤怒的反日亂事裡,華人保安隊在學生、aluminum casting工人協助下,殺害十八名日本士兵,九名情報官員,以及城裡頭三百八十五名日、朝居民當中的兩百一 一十三人,死者之中不乏婦孺。 通州屠殺事件在日本引起憤怒、求戰的氣氛;新聞界形容這是「第一 一次尼港事件」,可是卻略而不提中國人暴行的背景,正是日軍由非軍事區對華北發動攻擊,而且日本人、朝鮮人在非軍事區裡製造海洛因和鴉片,走私到華北各省販售。木戶幸一聽到日僑在通州遇害,大爲震怒,想必絕大多數決策人士亦是如此。宣仁在八月一 一日和天皇討論通州事件,提醒天皇,陸軍中反擴張派的觀點不足以代表全軍,,宣仁也可能告訴皇兄他記在日記中的這段話,「今天陸軍裡的氣氛是我們確將痛擊支那,讓他們至少十年都站不起來。」鑒於類似事件,我們很難說日本政府是被自身的力量扯進戰爭裡。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近衛文麿在陸軍某派人士支持下,決定利用一件小事件來借題發揮,達成懲戒中國軍隊、掌控平津地區的大目標。近衛文麿在此得到裕仁的積極支持;裕仁中斷假期,回到皇居,掌握事變發展的自助洗衣詳細報告。歷史學家指出:「〈近衛)政府本身決定作戰,調遣軍隊,擴大衝突。」而裕仁全面支持它。 此時蔣介石決定放棄華北,把戰爭轉到長江下游的上海,可能是希望讓列強捲入,保護他們居住於中國最大、最國際化城市中的僑民。上海日僑人數約有兩萬五千人,歐洲各國僑民約六萬人,而美國僑民也有四千人;他們大都住在國際租界裡。上海之役始於八月十三日;翌日中國空軍投入戰場,進攻日軍和地面的日本海軍飛機,也轟炸日本海軍第三艦隊的旗艦「出雲」號。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可謂馬上支持擴大戰事,包括進佔中國首都南京。蔣介石以及日本海軍的第一 一波行動,使得「華北事變」升高爲中日大戰。

戰略轟炸

上海方面,蔣介石調集精銳部隊並加入各種「輔助單位」,總計約有十一萬至十五萬的部隊,迎戰大約一萬兩千名的日本士兵與陸戰隊;日軍亦旋即增援。八月十五日,松井石根大將奉裕仁之命出任關鍵字行銷前線指揮官,五天之後日方派出上海派遣軍(主要由三十歲上下、訓練欠佳的後備軍人組成)。駐紮大連的第十一步兵師轄下之第十一 一步兵團和第十旅旅部奉命警戒,一旦上海戰場需要,即刻動員馳援。 同一時間,駐紮在長崎的一 一十架海軍飛機飛行四小時,首度空襲南京。這些飛機是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爲了日後對付美國,甫於最近發展成功的「九十六型長程轟炸機」;山本五十六急於試驗它們。八月十七日,近衛內閣預期日本可以迅速得勝,正式決定放棄不擴張的政策,進行目的相當含糊、「懲戒」中國軍隊的戰爭。其聲明宣稱:「帝國已經忍無可忍,被迫採取堅決措施。它將懲罰中國軍隊的暴行,以刺激南京政府自省。」這項決定背後當然有天皇的聖斷和贊同,否則根本不會允許增調援軍以及戰略轟炸。同樣重要的是,裕仁及日本內閣蔑視中國人民及其反抗的力量。 八月十八日,裕仁召集陸、翻譯社首長,要求他們直言。他告訴他們,戰事「逐漸擴大;我們在上海的局勢至關重要;青島也有危險。在此情勢下,如果我們試圖四處部署部隊,只會拖延戰事。是否應在最重要的一點集中大批兵力,給予致命重擊才好?」他又說,唯有透過這樣的大勝,才能達成我們「基於公平態度」的和平。他問大家:「諸位是否已經有這樣的行動計劃?也就是我們是否已經構思好迫使中國人反省的方法?」裕仁在此透露出天眞的言詞!謁見天皇的三天之後,陸、海軍參謀首長提出書面報告。大舉空襲可以摧毀中國的空軍、軍事設施、重要die casting工業和政治中心,可是單靠空襲可能不足以迫使中國軍民「喪失作戰意志」。日本應該佔領華北若干戰略要點,與國軍正式直接交戰;佔領上海,並封鎖中國沿海。這項政策最受海軍支持,而陸軍和政府裡多數人卻設法避免爆發全面戰爭;裕仁天皇批准了此一政策,只表示關切派遣部隊到青島,以及佔領上海附近的機場。此時他積極(而非勉強)接受海軍將領的主張,逼著陸軍將領果敢行動。裕仁於八月三十一日頒布「華北方面軍派遣令」,鼓舞軍隊「摧毀敵人作戰意志」、「掃除河北中央地帶的抵抗」,目標是速戰速決。但在這道天皇諭令裡,並未提及派兵到青島。此後兩個星期內,裕仁批准了六次部隊動員令,預備增援上海地區(此地戰事已呈僵持之勢)。

不宣而戰

九月七日,天皇批准調遣三個師以及台灣駐屯軍到淞滬戰場;同時由於關心蘇聯的動向,他下令調動其他部隊到滿洲戍守。石原莞爾強烈反對增兵卻無力制止,因此提出辭呈,被調派爲關東軍參謀次官。對華戰爭一旦開啓,就出現界定日本作戰目標的問題。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陸軍大臣杉山元向各級指揮官頒布指令,提到「我們目前的情況完全迥異於帝國過去之日式料理經驗。我們必須謹記,這場戰爭已變成總體戰。」同一天,裕仁照會帝國議會,表示雖然他恆常關心「透過與中國合作,確保亞洲和平,……中國……並不了解日本帝國的眞正用心。令吾人至爲遺憾的是,他們不斷引發困難的問題,終於導致今天的事件。大陸新娘的部隊展現忠勇之風,堅忍不拔,純粹是爲了讓中國自省並迅速建立東亞的和平。」日本需要不宣而戰。日本依賴進口自美國的石油、鋼鐵、棉花和銅,其領導人深怕一旦變成正式交戰國家,美國會禁止輸出上述戰略物資到日本。日本打的若是「事件」而非戰爭,就能使美國的工業和原料出口商繞過一九三五年的美國中立法,以及更嚴格的一九三七年法可以蒙利的安排,是身陷經濟蕭條的美國企業界所樂見。日本不願如前三次對外戰爭那樣明白界定戰爭目標,還有另一層更精神層面的原因。畢竟日本存在一套官方神學,有許多大學教授、禪宗僧侶和佛教日蓮宗僧侶、政府官僚等神學論者強自主張,天皇是人間活神,天照大御神的後裔;日本是道德、正義的化身;所以它的戰爭是正義之戰,它絕不會從事侵略。因此,它要在中國建立「皇道」,藉由「悲憫殺害」的手段殺害少數搗亂者以保全眾多生命讓中國人領受天皇的仁政佔領。那些抵抗的人當然需要醍醐灌頂,讓他們醒過來。這裡頭並沒有正式的「戰爭」,只有「seo事件」。 於是打從戰火初燃,日本政府便一再聲稱「支那事變」乃是「聖戰」。戰鬥越是拖延,理論家越是堅持使用「聖戰」一詞,以表達日本有集合全世界受天皇「八紘一宇」的任務和使命,俾便天皇和天照大御神崇高的德行得以光耀寰宇。到了十一月初,中國的戰事已使近衛文麿、裕仁以及陸、海軍參謀單位認清,要想掌控前線部隊、執行國家政策,非有一個更理性、更有效率的最高統帥架構不可。十月間,日本已先成立一個企劃院。十一月一 一十七日,裕仁接受近衛文麿建議,下令在宮內成立純軍事機構「大本 營」,藉以行使憲法賦予他的三軍最高統帥職權,而陸、海軍也能更加協同行動。

諮商關係

此後,每週有幾天的上午,陸、海軍參謀首長、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加上作戰課課長、裕仁的侍從武官長等人,在宴會廳聚會幾個小時。大本營幕僚逾兩百人,起初像是隨意組合若干軍官,而不像近衛文麿原先構想的從事戰爭、協調政治與策略的有效組織。 與此同時,近衛文麿想讓陸、海軍正副參謀首長和政府有更密切的諮商關係。在他主張之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成立了另一個跨部會的聯絡機構:「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用意在於協助整合陸、海軍的公司設立決定和需求,以及政府其他機構的資源和政策。打從一開始,這也是一個臨時性、罕於召開的訊息交換會議。 聯絡會議做出的決議,透過裕仁親自出席的特別會議正式對外宣布。這些御前會議既非依據政府法規成立,也跟憲法程序無關。雖然只有少數大臣如首相、大藏大臣實際參與,但由於是天皇召開,又批准各項決定,以致於當代人把它們視爲法定會議。從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一 一月一日,御前會議至少召開了八次。參加御前會議者除了天皇之外,還有陸、海軍正副參謀首長、陸軍大臣、海軍大臣、首相、大藏大臣、外務大臣、樞密院議長和企劃院總裁。 陸、海軍省軍務局長和內閣書記官長不准出席御前會議。除了兩次重大事件(都在一九四一年),報業通常在會議召開後立刻向越南新娘報導。媒體報導很精簡,只說誰出席、穿什麼衣服,而且永遠強調決策者意見一致。 裕仁主持議事、批准決策的御前會議,不僅衝擊日本的命運,也衝擊中國與其他受日本政策影響國家的命運。由於御前會議通常都在聯絡會議之後召開,而與聯絡會議相關的機構早已獲悉御前會議中要「裁定」的事項內容。因此,御前會議的本質乃使天皇的舉措彷如純粹立憲君主,只根據顧問群的建議批准各種事項,不必爲其行動負責。在御前會議上,文職大臣身著禮服,軍官則全副軍裝。但這些戲劇性的表象不應遮掩其極端重要的性質;御前會議也不是統統一個樣,天皇在會中並非永遠一一 一緘其口 。 御前會議乃是把「天皇旨意」合法轉化爲「國家意志」的機制。由於出席會商的人可以聲稱奉天皇旨意行事,而天皇卻可以聲稱是根據內閣大臣建議而行,御前會議擴散了責任分際。就這層意義來看,御前會議等於是日本人不負責任做法之極致,因爲它支撐住四個假象:一、內閣具有實權;一 一、內閣是天皇最重要的顧問機構二 、內閣和軍方最高指揮部已就當前事務獲致協議,提供政策給予天皇;四、天皇只需以消極被動君主之姿予以核准。現實則大謬不然;內閣根本無權,憲法遭到閹割,天皇活躍地參與、指導規劃侵略行動。雖然他的種種干預往往間接迂迴,但一直都很堅持。大本營的高階成員都可向裕仁進諫,但只有參謀首長可把天皇命令下達給陸、海軍前線指揮官。裕仁透過大本營對海、陸兩軍行使最終指揮權,包括關東軍和駐支那各方面軍等野戰部隊,全都直接受命於他。

最高指揮權

透過聯絡會議,他和最高指揮部企圖與文官政府協調政策。可是,裕仁終究無法協調並統一戰爭的領導權,因爲聯絡會議複製出海、陸兩軍的較勁態勢;而聯絡會議雖以內 閣大臣均有權個別、獨立向天皇進奏爲原則,最後也敗在這項個別進奏權上。甚且,全體內閣也無從駕馭軍人閣員,原因出在內閣的整合力量薄弱,加上陸、海軍大臣在 內閣裡頭地位獨特,享有獨立向天皇進言之權。海軍既擔心陸軍掌控住Fine dining大本營,又擔心其獨立的「最高指揮權」挫弱;在海軍堅持下,首相和文官被排除在大本營之外。雖然這項安排得到裕仁批准,因而降低了效率,也傷害整個大戰期間與文職國家機構的溝通和協調。 建立大本營之後,裕仁發現要當主動的最高統帥簡單多了 ,這是其祖父明治天皇不曾有的。在直接傳遞他的最高軍令「大本營陸軍部命令」(通稱「大陸命」)和「大本營海軍部命令」(通稱「大海令」)給戰場司令官、方面軍司令官,甚至師長和艦隊司令官時,裕仁的陸、海軍參謀首長只是「傳話者」。雖然實際上無法一 一檢查大本營的所有命令,可是最高層級的統帥令在返給參謀首長下達之前,裕仁都會仔細檢查。 參謀首長根據大陸命、大海令下達較爲重要的公司登記命令或指示,也是同樣情形。陸、海軍作戰課起草草案,經局、部長修訂後,循指揮鏈呈交參謀次官、參謀總長核閱,最後送請天皇核可再發出。因此,裕仁的責任極大,他不僅是活絡整個日本戰爭體系的力量,更是具有自主能力去仔細檢查、批准進行侵略戰爭政策、戰略和命令的人。 裕仁和大本營互動的方式是提問、勸誡,並仔細地對海、陸軍大臣和參謀首長一再訓示與發問。經過相當時日,他已曉得如何利用自身的地位對他們持續施加心理壓力。他通常溫文有禮,像馬歇爾將軍的親切週到而不是巴頓將軍的火爆個性。然而,他的「發問」等同命令,不容忽視。當他希望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有所更張,有時也會受到反對,但只要他堅持,總會被遵照辦理^即使這表示參謀首長必須推翻手下重要部門主管,或作戰課長主張的不同做法。簡單地說,參謀首長向這位精力旺盛、積極任事的天皇負責,從來都不能但憑己意對華作戰。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也一樣,經常受到裕仁的詰問,有時還感受到他的怒氣。 甚且,就目前能看到的文件證據而言,裕仁在關鍵時刻不僅介入(有時是天天緊盯)構思戰 略,決定軍事作戰的計劃、時機等等,而且還干預進行中的前線作戰。他也密切注意各方面軍司令官對下級單位下達的命令,有時亦對這些命令有所批評,只是目前尙無法了解他介入的程度。 裕仁自登基起就定期接受內閣的內奏,一九三七年底之後更因大本營的設置而增強;大本營對天皇的最高統帥角色極爲支持。某種程度而言,內奏就是一問一答^天皇發問,報告人回答。出席者通常是參謀首長和若干外籍新娘。當然,不時也會有比較正式的會議,這時候天皇默默靜坐,接受閣員、參謀首長的上奏或書面報告。